黄色的土地 英雄的人民——纪念“冀南暴动”80周年

1935年，在广袤的冀南大地上，爆发了由中国共产党直南特委领导，高举“抗日讨蒋”的旗帜，以广大劳苦大众为中坚，以“盐民自卫”和斗地主、打土豪、“抢粮、分粮吃大户”为内容，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声势浩大的农民武装斗争，史称“直南暴动”，又称“冀南暴动”。

冀南暴动打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冀南农民武装斗争的第一枪。它如熊熊烈焰燃烧了一年，波及25个县域，是20世纪以来冀南大地上爆发的第一次农民大暴动。它不仅唤醒了沉睡的冀南大地，照亮了冀南的夜空，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而且开启了劳苦大众反抗外辱内压的心灵，砸掉了国民党反动桎梏，动摇了国民党反动统治，为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锻造了一批杰出的人才，为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

冀南暴动虽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镇压了，但站在历史的角度再次审视它的成败得失，使我们更能清醒地认识到，它仍然无愧于冀南中共党史最激情的一页，最亮丽的一笔。今天，我们纪念冀南暴动80周年，旨在学习和传承冀南早期共产党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勇于带领广大劳苦大众冲破黑暗，探求光明的坚强意志；学习和传承冀南革命先烈在白色恐怖下，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为建设现代化的新冀南，全面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

一、时代背景

三十年代的冀南，军阀混战，国民党占据主导地位，反动腐朽统治造成社会各种矛盾异常尖锐复杂，主要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一、民族矛盾不断加剧。1931年“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东北，觊觎华北，面对日本的猖狂进攻，蒋介石反动当局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先后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对华北的主权控制，导致日军不仅占领我大片国土，而且加紧对我经济的侵略和渗透，日货大举向华北倾销，致使冀南广大农村经济迅速破产，民众生活雪上加霜，人民群众无不义愤填膺，在华北、在冀南，抗日救亡图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二、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和对立。在国民党反动当局统治下的冀南大地，岗哨林立，警巡队、盐巡队飞扬跋扈，到处拆毁盐民的窝棚，捣毁淋盐的池子和盐锅。“寅征卯粮”、苛捐杂税繁多，压得广大民众苦不堪言。特别是冀南暴动的中心巨（鹿）、广（宗）、平（乡）、任（县）一带，地处黑龙港流域，地势低洼，盐碱丛生，老百姓耕种一年，收不回多少粮食。即使是颗粒不收，反动政府也照样要收地赋税，许多农民只好以淋晒小盐为生，可是国民政府为推售官盐（大盐），强行禁止淋晒小盐，断了盐民的生路。封建地主豪绅及其土匪游杂横行乡里，强抢豪夺，以放高利贷，提高地租等手段，极尽所能地盘剥欺诈广大百姓。广大穷苦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要翻身求解放的愿望十分强烈，争取自由和生存的斗争彼此起伏、连续不断。

三、自然灾害频仍。暴动前冀南连续几年非旱即涝，特别是1935年前旱后涝。夏秋之季，淫雨不断，漳河、滏阳河等连连决口，使沿岸许多村寨顷刻之间变为水乡泽国，致使大部分土地颗粒无收，贫苦的农民不仅食不果腹，还要背负沉重的地租债务，灾民流离失所，沿街乞讨，卖儿鬻女，自杀身亡的悲惨事件日有所闻。

四、冀南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冀南中共党组织始建于1925年7月，历经大革命的洗礼，努力排除“立三路线”、王明极“左”路线的干扰和影响，积极发展党员，创建基层党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并领导冀南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民抗租抗息，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至1934年底，直南特委下辖30个基层党组织，拥有100余名党员。为冀南暴动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和组织保证。

二、党的领导

1935年初，冀南外侮内困的严重形势已发展到临界点。面对此情，直南特委紧紧抓住这一机遇，举起“抗日讨蒋”的大旗，迅速在冀南大地上掀起和领导了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武装斗争。

1930年邢台中心县委遭到破坏后，根据中共顺直省委的指示建立了中共直南特委，先后领导包括邢台地区绝大部分县在内的直南、豫北、鲁西地区40余县党的组织，特委机关先后驻磁县、安阳、邯郸等地。1934年9月27日，中共河北省委发出《给直南党的指示信》，认为日本帝国主义正逐步地向整个华北渗透，国民党出卖华北并对人民实行反动统治，使直南千百万的工人、农民、灾民、盐民挣扎在死亡线上。认为“平乡盐民的暴动掀起了游击战争新的浪潮，周围十余万的盐民群众正在用斗争来响应它，广大地域的灾民的斗争正在日益澎湃着，使直南的党比河北其他的地方更顺利地把苏维埃运动与北方的革命联合起来”。指出：“目前形势要求你们，千百倍努力地去在加紧领导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日常经济政治斗争中，实现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并把这个任务与“反对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反对国民党“围剿”中央苏区、迎接中央红军出陕入晋向东挺进的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首先加强对任县、大名盐民联合会的领导，与平乡的盐民斗争联合起来，在群众日常斗争基础上发动游击战争。

为适应革命斗争形势和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经河北省委研究批准，于1934年11月，将原中共直南特委一分为二：在邯郸以北，以任县、巨鹿、南宫、广宗、平乡等县为中心，建立新的中共直南特委，时称新直南特委；在邯郸及以南地区建立直鲁豫特委，时称老直南特委。新直南特委领导邢台、沙河、临城、内邱、柏乡、隆平、尧山、任县、南和、平乡、广宗、巨鹿、威县、南宫、新河、清河以及永年、鸡泽、曲周、肥乡、冀县、故城等20多县党的组织。特委书记李菁玉，组织部长刘子厚，宣传部长王伯华，盐委书记张霖之，秘书长张子衡，特委委员郭森、李德。同时建立直南团特委，团特委书记王运昌，组织委员马国瑞，宣传委员薛振彦。

为了开展游击战争的需要，1935年1月，中共直南特委决定将中共任县县委改建为中共任县中心县委，领导任县、隆平、尧山、南和、沙河、内邱、临城等县党的组织，特委委员李德兼任县委书记。2月，特委又决定建立中共巨鹿中心县委，领导平乡、巨鹿、广宗、威县、邱县、南宫西部党的组织，特委委员郭森兼任县委书记。6月间，为了加强对平乡一带盐民运动的领导，建立了中共平乡中心县委，周东光任县委书记。1935年9月，滏东地区武装斗争和分粮运动如火如荼，特委又将中共巨鹿中心县委改建为中共广宗中心县委，将中共南宫中心县委改建为巨(鹿)南(宫)中心县委。中共直南特委建立后，特别是发动和开展游击战争的过程中，各县委、工委得到进一步健全，农村支部有了较大发展，大批游击队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各地开展游击战争的领导核心和基本骨干力量。

1935年初，省委宣传部长李华生以北方局巡视员的身份，亲临直南巡视工作，了解直南特委贯彻落实省委关于在直南开展游击战争精神的情况，实地考察冀南的社会发展状况，并亲自起草了《抗日游击队行动纲领》。3月间，中共直南特委在南宫和生店村召开会议，研究讨论开展反蒋抗日游击战争问题。李华生、李菁玉、张霖之、张子衡、马国瑞、王伯华等参加会议，特委宣传部长王伯华对立即举行武装斗争发表了不同意见。会议未达成共识。会后王伯华被派到南宫兼任南宫工委书记。4月间，特委又在任县刘家屯村召开会议，进一步研究部署发动暴动的具体问题。李华生、李菁玉、刘子厚、马国瑞、王伯华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一方面扩大健全党、团组织，实行党员军事化；一方面在农村建立发展“贫农会”、“盐民自卫会”、“学生救国会”和“小学教员联合会”，使党与广大人民群众建立密切的联系。同时决定派人做争取土匪的工作，引导和利用土匪武装协同举行暴动。为了便于对武装斗争进行领导，会议确定以滏阳河为界，将整个区域分为两片，滏阳河以西由刘子厚、马国瑞、李德等特委成员负责；滏阳河以东由李菁玉、张霖之、于光汉、郭森负责（8月后增加王光华负责军事）；特委增设军事部，由刘子厚兼任军事部长，具体指挥军事行动。会议最后决定：5月初举行武装暴动，先由滏西的刘子厚等人组织攻打当地保安分团，夺取枪支，然后到平乡县节固店与滏东的人汇合，联合盐民一同攻打平乡县城。

三、斗争经过

冀南暴动从1935年3月，中共直南特委在南宫和生店召开会议为起点，到1936年3月，中共直南特委在巨鹿县张庄召开会议为终点，历时一年。范围由点到面，从最初的攻打任县大北张保安分团到暴动波及25个县域，惊动了国民党最高层。从轰轰烈烈的武装暴动到秘密转入地下斗争，整个过程波澜壮阔，跌宕起伏，惨烈悲壮，荡气回肠。

冀南农民暴动，是在平乡盐民反盐巡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34年，为了加强对盐民斗争的领导，直南特委确定张霖之为特委盐委，具体负责盐民斗争。张霖之到平乡盐民中秘密发展中共党员，建立党的地下组织，鼓动盐民暴动，并指派赵勤学、王一鸣为盐民领袖，为盐民暴动打下基础。

1934年春，正值淋制小盐的黄金季节，政府张贴布告禁止淋盐。7月7日，驻节固公安分局盐巡甄高科、李良辰到洪康一带禁盐，被当地盐民包围起来，展开说理斗争。李良辰被游家庄盐民痛斥一番放走，甄高科蛮横无理，被盐民一刀砍伤，并带到刘洪康村关押起来。赵勤学与盐民联合会的李老正、刘老宪研究对策，认为敌人决不会善罢甘休，决定一鼓作气，攻下节固店，拿下平乡城，强迫反动县长李桂楼停止禁盐。7月20日拂晓，七千多名盐民手持土枪、大刀、长矛、铁锨和木棍等武器，包围了平乡城。面对城墙上荷枪实弹的警察，盐民毫不畏惧，痛骂李桂楼胡作非为，高喊：“反对李桂楼禁止淋盐！”“让李桂楼出来投降！”。国民党警察无视人民的正义要求，突然向盐民开枪射击，盐民们立即还击。由于缺乏武装斗争经验，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攻城失败。 

1935年5月初，直南特委在刘家屯召开会议，部署冀南暴动。刘子厚、李德、刘振邦分别率滏西暴动队首先攻打任县大北张、尧山县北楼、泽畔的保安分团。这一天是尧山大庙会，刘子厚、李德、刘振邦等分别带领暴动队员，扮作赶庙会的样子，分赴大北张、南楼、泽畔，计划晚上动手端掉这三个保安分团。由于大北张保安分团的“底线”叛变，敌人已有了准备，使这一路的行动计划完全落空。在南楼，刚到保安分团门口，就被门卫发现，转身逃跑时，被我暴动队员当场击毙，这一枪打响了冀南暴动的第一枪！枪声一响，惊动了里面的敌人，冲进去后，人已跑光，只得到3支长枪。泽畔距南楼不远，南楼枪声一响，泽畔的敌人自然便有了准备，再去恐难取胜，只好放弃。同日，滏东地区李菁玉、郭森等在广宗县的槐窝也因未组织起队伍而落空。至天明，滏西、滏东两边的人到节固店汇合时，总共只有200多人，原计划攻打平乡城的计划被迫放弃，第一次暴动就这样流产了。

5月20日，中共河北省委就直南发动武装斗争再次作出指示，指出“在敌人的力量还是优强于我们的时候，群众武装斗争的胜利保证，是在于掩护与生长在广大的群众基础上。”5月底，根据中共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指示，中共直南特委在巨鹿县郭庄召开会议，总结第一次暴动的教训，主要有三点：一是准备不足，纪律性不强，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二是缺少枪支，有几支破枪也不会使用；三是不该利用土匪，因为他们参加的目的不是为了解救人民痛苦，而是为了个人发财。因此会议决定：第一，积极做好第二次暴动的准备工作，要求各党支部组织游击小组，学习枪支的使用方法。第二，千方百计筹措枪支，建立革命武装。第三，首先建立秘密的不脱离生产的游击小组，领导以分粮、抢粮和保护盐民利益为中心的群众斗争，逐步过渡到脱离生产或半脱离生产的游击队。会上，省委巡视员李华生与特委书记李菁玉发生意见分歧。特委郭庄会议不久，省委遂将李菁玉调往中共保属特委工作，由李华生接任中共直南任特委书记职务。

对特委郭庄会议精神，各县党组织纷纷传达贯彻，落实特委决定，积极准备暴动。

第一发动群众。引导和教育群众，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第二，准备武器。为了“武装自己”，各县下大力量搞枪支弹药。第三，组建游击队。随着贫苦群众的发动和武器的增加，暴动的骨干力量壮大起来。到7月底，滏西地区已形成拥有100多人、60多条枪的革命武装。同时，滏东地区的武装也在迅速地发展。1935年秋，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滏西游击队由刘子厚等负责，以任县为基地，向南和、内邱、隆平等地发展；滏东游击队由张霖之、郭森、王光华等负责，以巨鹿、平乡为基地，向南宫、广宗、威县等地发展。两支游击队既各自为战，独立活动，又相互支援，协同配合。以后滏东游击队又连续组建了第四游击支队，第五支队和平乡盐民游击队。同时，为使游击队做到知己知彼，各县都建立了交通站作耳，目经过几个月的精心准备，游击队的战斗能力大大提高。

鉴于此，直南特委迅速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领导开展大规模武装暴动上来。1935年8月，各县游击队纷纷利用青纱帐、沙窝、树行子等有利地形、地物，昼伏夜出，到处开展砸局子、打盐巡、斗地主分粮食，暴动达到高潮。游击队砸局子如神兵天降，敌人冷不防就被缴了枪当了俘虏。暴动中著名的战斗有：砸掉王道寨警察局；巧埋伏痛击保安队；智处恶霸地主尹怀聚。

冀南党组织不仅重视武装斗争，而且十分关心冀南百姓的疾苦。为让百姓吃饱穿暖，根据《抗日游击队行动纲领》第二条之规定，广泛开展了“不交租不还债，实行分粮、抢粮吃大户”运动。所谓分粮、抢粮吃大户，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依靠游击队的武力镇压，强行将地主老财、土豪掠绅家多余的粮食分给劳苦大众。平乡中心县委领导这项运动最为出色。

在平乡的典型示范带动下，一场暴风骤雨般“分粮、抢粮吃大户”的群众运动席卷冀南平原，先后有50多万人参加的贫农团、“布袋队”，打开地主的粮仓，分得粮食二百万余斤。分粮斗争使地主阶级威风扫地，广大贫苦群众扬眉吐气，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生存和生活，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乡村封建势力。

武装斗争的胜利开展，有力地支持了“分粮、抢粮吃大户”的群众运动。同时又使更多的农民受到极大鼓舞，积极参加游击队，投入到抗日反蒋的武装斗争中，使农民游击队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队伍由小到大，从“布袋队”到暴动队，从游击小组到游击队，最后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从几十人几杆枪发展到上千人八九百杆枪。1935年底，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来直南检查指导工作。此时滏西、滏东十几个县的游击队的基本活动范围已连成一片。为推动冀南武装斗争向纵深发展，配合中央红军的东征抗日行动，加强对游击队的集中统一领导，高文华提议把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扩建为“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迎接更加伟大的任务。

1936年1月28日，“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在广宗县槐窝村正式成立，刘子厚任师长，王光华任副师长。直南游击队的发展壮大和武装斗争的蓬勃发展，使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蒋介石电令冀察政务委员会主席宋哲完限期“围剿”，消灭“赤祸”。

1936年2月间，国民党三十二军的两个旅包围了任县六屯、四庄、吴岳、安庄等50个村庄，逮捕3100多人，疯狂杀害400多人，包括中共党员、暴动队员及其亲属和革命群众。不久，二十九军包围了巨鹿旧城一带10多个村庄，有70多人被捕，30多人惨遭杀害。紧相接，三十二军联合平乡保安团和警察局，包围了平乡、巨鹿两县交界处的王固、杨村、贾庄等48个村庄，抓走两千多人，其中100多名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被杀。据不完全统计，在战斗中牺牲或被捕牺牲的共产党员、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达1500多人。

面对敌人的“围剿”和屠杀，直南共产党人、游击队员和革命群众宁死不屈，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他们分散活动，与敌人巧妙周旋，顽强斗争，即使被捉住杀头，也绝不低头弯腰。敌人悬赏五千块大洋捉拿共产党员、游击队长李林，尤其是他那两颗大门牙，成为被捉拿的明显特征。李林改貌不改志，毅然把门牙敲掉，坚持秘密斗争。原四支队特务连长刘文信，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带领游击队员转移到威县城东南一带坚持斗争。当他被敌人抓住受尽折磨在威县临刑时，头颅高昂，浩气冲天，向大街两旁的群众高喊：“各位父老乡亲，你们见过共产党吗？我就是共产党！共产党是领导穷人闹翻身的！”敌人用绳子勒住他的牙齿，他仍然竭尽全力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刘文信临刑前的浩然正气和英雄气概，令广大人民群众无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行径义愤填膺。革命群众为了掩护共产党员和游击队员，面对敌人的屠刀，大义凛然绝不屈服。在党的教育下，经过武装斗争锻炼的革命群众，面对敌人的“围剿”和屠杀发挥了坚实的堡垒作用。这样的人民、这样的村庄在冀南大地数不胜数。

四、失败原因及历史意义

1936年3月，中共中央派刘少奇主持北方局工作。中共河北省委书记高文华在宋哲元进行“围剿”的紧急关头再度到冀南了解情况后，向北方局书记刘少奇汇报了冀南的危机情况，北方局提出三条处理方案：一是照现在的搞法继续打下去；二是坚持不下去就拉队伍上太行山；三是就地“插抢”，化整为零，疏散隐蔽。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和冀南暴动的形势发展，中共直南特委在巨鹿县张庄召开会议，研究游击队的去向、斗争策略等重大问题。“在敌人大规模镇压、处于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要有计划有组织地撤退，以保存力量，等待时机。”经过反复讨论、争辩，最后决定暂时“插枪”，即化整为零，疏散隐蔽。会后，特委机关转移到石家庄，刘子厚、张霖之、马国瑞等，分别在邢台、邯郸、永年等地隐蔽起来，指挥和安排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共产党员、游击队员把枪支武器藏在枯井里，埋在坟地里，分别离开直南，到北平、天津、白洋淀、保定、东北、山西、彭城等地，及平汉、德石铁路上做工，自谋生路。一场轰轰烈烈的历时一年的农民武装斗争结束了。

冀南暴动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因素。

一是客观上敌我力量悬殊是暴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冀南暴动的主力军是武装起来的农民，虽然在“中国工农红军平汉线游击队”的基础上成立了“华北人民抗日讨蒋救国军第一军第一师”，但面对国民党宋哲元、商震、冯占海三个师的正规军，从数量上和作战能力上，面对面地较量，必然是以卵击石的结局。

二是主观原因在于缺乏斗争经验。对于当时的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以及采取的行动方针等一系列问题，都缺乏深入的了解和研究，更缺乏通盘的考量和谋划，激情有余，谋略不足。

三是战术上“击”而不“游”。如若把暴动的区域扩展到西部山区，打通京汉铁路通道，背靠太行山，驰骋回旋于平原、山地之间，采取游击战术，就不会处于被动。然而，由于没有做好山地的群众工作，不能隐蔽于山地之中，结果在国民党大兵压境实施围剿时，游击队没有转移之地而惨遭屠杀。

四是“中坚”力量薄弱。冀南暴动，完全是农民的武装，党员与群众工作混淆，“穷人会”、“救国会”就是党组织，“布袋队”员就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也是“穷人会”员和“救国会”员，党的组织不明显，党员和群众没有严格的划分。因此党的核心作用不明显，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五是斗争形式单一。只是组织和教育群众“分粮、抢粮吃大户”，没能把经济斗争提高到政治斗争。如果当时直南特委能高举抗日大旗，把开展抗日救国统一战线的合法斗争作为主要工作，坚持下去，同时结合武装斗争，结果就会大不一样。

冀南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暴动所播下的革命火种却生生不息，暴动的影响绵延不绝，冀南暴动依然闪烁着时代的光芒，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第一，冀南暴动打响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冀南农民武装斗争的第一枪。标志着冀南从此有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广大劳苦大众有了武装靠山。

第二，冀南暴动促使冀南党组织快速发展壮大。冀南暴动使共产党在冀南大地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影响，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是唯一出路的信念已深深播种在冀南人民的心中。暴动之前的1934年底，冀南党组织仅有30个农村基层党支部，党员100人左右。随着暴动的发展，到1935年底，党员5000多人，团员2000多人。这是党在直南最为宝贵的财富，也是一年后开始的八年抗战中的骨干和核心力量。

第三，冀南暴动为建立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冀南暴动历时一年，有组织的武装斗争形式不仅锻炼了党，也锻炼了人民群众，取得了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增长了革命才智和胆魄，为后来创建和坚持冀南抗日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第四，冀南暴动减轻了中央红军北上、东征的压力。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欲东渡黄河进入山西，进而建立山西抗日根据地。国民党政府调动几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大举进犯，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之。冀南暴动的发生，迫使蒋介石从华北国军中抽调三个师的兵力前来镇压，因此减轻了中央红军的压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国工农红军的东征。

第五，冀南暴动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党和国家的栋梁之材。参与领导冀南暴动的冀南特委领导刘子厚、张霖之、马国瑞、郭森、李华生、李菁玉、王光华、于光汉、张子衡、王伯华……等日后都锻炼成长为党和国家或军队的高级干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和卓越的贡献，成为共和国历史永远都不会忘记的英模人物。

第六，冀南暴动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冀南农民武装斗争，反映了冀南老一辈革命家和冀南人民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不怕牺牲的革命斗志，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工作作风，不怕困难、敢于冲破黑暗、迎接光明的大无畏英雄气概，永远激励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设美好的新冀南，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作者：何立海  高荣朝  作者单位：邢台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