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历史 凝结记忆 ——邢台在全国解放及新中国建设中的重要贡献

    1945年9月24日凌晨4时，八路军太行、冀南军区部队攻克邢台城垣，被敌人蹂躏14年的邢台人民重见天日，千年古城重回人民怀抱。作为全国较早解放的城市之一，邢台解放前后在城市政权建设、社会管理、财政金融、干部队伍培养、现代教育等方面的经验，为全国解放和新中国各项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经验和借鉴。

    一、南下干部——为新解放区管理和建设提供干部队伍保障

    1947年6月到1949年3月，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背景下，根据革命形势的需要，为响应党中央号召、支援全国解放，当时邢台地区所属的冀南、太行解放区，先后抽调大批优秀干部踏上了南下征程，分别随军到河南、安徽、湖北、湖南、福建、广西、广东等地，参加了接管新解放区、巩固新中国政权、支援南方新解放区建设的光荣任务。作为革命老区，所属邢台地区的冀南第二、四地委的各县和太行解放区的邢台县、沙河、临城、内邱四县及邢台市，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成建制、大规模地先后分三批将约计3000余名优秀党员干部输送到新解放区，为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是邢台党的历史上的光辉篇章。

    第一批南下干部的背景及经过：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全国战略反攻的决策方针。随即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启动了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的任务。为了实现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开辟新解放区的战略任务，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决定从冀鲁豫、冀南、太行、太岳各区抽调地方党政干部随军南下，组成南下干部支队，配合开展地方工作。太行区党委抽调一地委书记赵武成、一专署专员武旋声、临城县委书记赵锦章等97人，其中邢台县、沙河县、临城县、内邱县干部48人，分别由沙河县委宣传部长周锐、邢台县委委员陈忠和、内邱县委委员和英、临城副县长王冲霄带队。这批干部于1947年6月底出发，随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开辟大别山根据地。他们于8月下旬到达大别山区，大部分同志被分配到河南的商城、固始和安徽的金寨、霍丘等县，还有少部分派到黄岗地委工作。

    第二批干部南下的背景及经过：1947年8月，随着解放战争局势发展，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决定再次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冀南区党委抽调1400余名干部组成南下队伍。其中邢台地区抽调干部约1040余人，包括冀南四专署抽调干部约800多人，9月从南宫三里庄出发，于12月下旬到达河南与湖北交界的桐柏地区开展工作。根据太行区的部署，邢台县、沙河、临城、内邱四县及邢台市，于8月、9月、10月先后抽调约245名干部，分别南下豫西等地新区开展工作。

    第三批干部南下背景及经过：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开辟工作。根据中共中央这一重大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华北局随后发出指示要求，由冀南、冀东、太行、太岳等区党委分别选调大批干部，组成南下区党委、地委、县委、区委（科）等各级领导机构，成建制随军南下，配合军事行动，参加新解放区接管建政工作。

    邢台地区此次成建制抽调南下干部约1255人，是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南下干部队伍主要由冀南支队和长江支队两部分组成：冀南支队由冀南区党委抽调干部组成，其中四地委各县抽调出838名干部。二地委的清河县抽调干部115名，和四地委的各县南调干部(根据1945年冀南行政区建制，四专区辖南和、任县、隆平、尧山、柏乡、巨鹿、平乡、广宗、威县、南宫、新河、宁南）编入“南下支队”，于8月到达湖南常德地区。

    长江支队由太行、太岳两区抽调干部组成，涉及邢台地区的太行一、六地委合组一个南下地委，共抽调678名干部，其中邢台县、沙河、临城、内邱四县和邢台市共计302名干部（干部245名，勤杂57名），这些南调干部编入“长江支队”第一大队，到福建新解放区接管政权，开展工作。

    南下干部怀着“将革命进行到底”的豪情壮志和建设新中国的使命担当，服从大局、远离故土，扎根南方，英勇奋斗，为新解放区的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在新解放区的革命建设史和改革发展史上谱写了浓墨重彩的壮丽篇章。三批南下干部到达新解放区后，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支前剿匪、土改反霸、培训干部、恢复生产、巩固政权、维护稳定的工作之中。他们努力克服身处异乡人地两疏、群众基础薄弱、工作环境复杂、语言不通、生活环境差异等各种困难，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方针、政策，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紧紧依靠当地党的组织，密切联系群众，积极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建立健全党、政、军、教育等各级组织，胜利完成减租抓好生产、征借粮草支援前线、肃匪反霸安定民心等重要任务，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他们与当地广大干部人民同舟共济，同甘共苦，艰苦创业，团结奋进，为推进当地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事业奉献了聪明才智和毕生心血，创造了辉煌业绩。

    二、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新中国政权建设提供经验

    “七七”事变后，随着日军的入侵，国民党各级地方政府人员溃散、军队南撤，只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人民抗日，支撑局面。随着冀南地区混乱局面的澄清和根据地的扩大，为了统一领导刚刚建立起来的、一切尚未就绪的政权和半政权性质的组织，整理并加强行政效率，协调各抗日武装配合行动，1938年4月底，冀南在南宫召开近40个县的县长、战委会主任会议，成立了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筹备会工作了4个月，帮助了各县政权工作的齐一，解决了一些地方武装的内部冲突等问题，但终因这是个临时性质的机构，不能适应冀南军政突飞猛进的发展需要。因此，8月中旬，冀南又召开各县代表会议，改组冀南军政委员会筹备会，正式成立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选举杨秀峰、宋任穷为正、副主任。行署下辖5个专员公署（简称专署）、51个县。一些爱国知名人士在各级政府中担任了一定职务，产生了良好影响。

    冀南行署成立时，毛泽东、洛甫、王稼祥、刘少奇致电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要求“冀南新政府成立必须立即实行几件善政”“土匪应该争取及肃清”，“新政府在本区内应立即发布各种布告法律命令，提高自己威信，以完全新的姿态在人民面前出现”，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施政指明了方向。随后，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宣布了八条施政方针和公平负担办法等一系列政策法令，健全了各县抗日民主政权，加强了民主建设，建立了工会、农会、妇救会和青救会等群众团体，使各项工作逐步走上了轨道。

    冀南行政主任公署的成立标志着冀南有了我党统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政权，冀南平原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全区呈现出生气勃勃的抗战局面。广大人民群众为了驱逐日寇保卫家乡，掀起了参加八路军的热潮。出现了许多“父送子、妻送郎，参军打东洋”的动人场面。使我军飞速发展。加之收编的各类武装，这时我们的部队不是成倍、而是十几倍、几十倍地增长。为了解决供给，行署成立后迅速制定了财政、工商、贸易、税收以及减轻群众负担的一些规章制度，并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政策。

    1949年8月，根据华北人民政府发布重新调整行政区划的通令，宣布撤销包括冀南在内的七个行政区，以旧省界为基础，划分山西、河北、察哈尔、绥远、平原五个省和北平、天津两个直辖市。8月1日，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河北省军区宣告正式成立。冀南区所辖县、市也随之重新划分，冀南行政区建制随之撤销。

在12年的风雨岁月里，冀南抗日根据地政权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虽然前后名称不尽统一，也经历合并和分离，但冀南区的行政区划大体一致，机构基本健全稳定。冀南抗日根据地政权具有鲜明的民主性，在行政机构、立法机构中广泛实行“三三制”和普遍选举。高度重视基层政权的建设和改造，在县内设立区一级行政机构，区以下建立中心村，对基层政权进行深度整合，从而使党能够更好引导农民阶级和社会其他进步阶级、阶层的当家做主、参政议政活动。此外，冀南抗日根据地政权在大力吸收各阶级优秀分子参与政权的同时，也注重加强党的领导，如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建立不是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而是按照“议行合一”的原则，三者之间相互配合，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避免各自为政。这些实践锻炼为建国后的政权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

    三、冀南银行——新中国金融的摇篮

    1938年9月，中共延安六届六中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总结，提出，“要有计划地与敌人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策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货币。”依照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1939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山西黎城小寨村和河北南宫后索泸村同时宣布成立。1941年，冀南银行总部由山西黎城县迁至河北邢台县英谈村。冀南银行币是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在抗日战争时期敌后作战中独立自主地发行的货币。到1947年10月时，冀南银行在总行之下设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区行，有26个分行、173个县支行，机构遍及西至黄河、东达津浦路、北至正太路、南达陇海路的广大中原地区，辖区人口3000余万，是当时实力最雄厚的解放区银行。1942年，刘伯承、邓小平在冀南银行行长高捷成陪同下，曾专门来邢台视察，称赞冀南银行“地方选得好、职工干得好、钞票印得好”。

    在冀南银行的领导组织下，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广大农村普遍建立了农村信用社，其中太行区在1947年上半年共建立880个信用社。随着解放战争的不断进展，冀南银行还在邯郸创办了股份制商行——瑞华银行，并在邢台、长治、济宁、晋城、菏泽等城市开设了分行。据记载，从1939年成立到1948年8月，冀南银行发行冀钞总额2000余亿元。冀南银行为边区军民提供财政物资供给、开展对敌货币斗争、发展边区经济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948年，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随后华北银行又与北海银行、晋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等合并，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直到发行人民币时，冀南银行币才退出了流通市场。冀南银行在艰难的岁月里，灵活运用货币和银行手段与敌斗争，为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做出了不懈努力，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主要源流，被誉为“新中国金融的摇篮”。

    冀南银行广泛而深入的金融实践，为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当年冀南银行“一身二任”“一职双责”，既办理中央银行业务，也经营商业银行的业务，不仅为党培养了大批金融人才，而且在对敌斗争中逐步建立了二三十种业务管理制度及办法，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和新中国成立后的金融工作提供了制度范例。由冀南银行编纂的5编18集200余万字的《太行区银行工商工作参考资料》，成为党的金融建设重要思想宝库之一。

    冀南银行对货币发行和稳定物价的探索与实践，为新中国金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冀南银行在军事、边区政府开支不断增多，敌我实力悬殊、形势十分复杂的战争时期，确立了以交易流通为基础的货币发行原则和掌握物资、扩大供给的稳定物价策略，较好地实现了币值的稳定。在冀南银行《历年工作总结》中就物价问题曾多次强调，“物价的决定因素在于物质力量，决定物价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在于发展人民生产，增加群众积累，从物价的调整中，来培植民力”。这种对货币和物价本质的认识，对今天如何建立现代银行制度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价值。

    冀南银行支持农村信用社发展，对我国农村金融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冀南银行是我党根据地农村信用合作社得以大规模发展的摇篮。在极其困难的战争年代里，为了维护广大农民利益、服务于边区人民群众，冀南银行不仅建立了分行，还建立了众多的边区信用合作社（部），这在当时所有的根据地中是独具特色的，对解放束缚农民的经济枷锁，打破高利贷的盘剥，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冀南银行坚持保证军需和发展生产并重，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在不平凡的9年时间里，冀南银行发行冀钞之巨、数额之大、范围之广，深受百姓欢迎，但用于最多的还是人民军队、生产建设和全力抗战，以此壮大了边区经济基础，恢复和发展了城市的工商业。这也为支持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应有贡献。

冀南银行前后共经历了9年的艰苦磨砺，在中国革命事业最困难的时期，冀南银行的成立，有力地支持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新中国金融架构的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为解放全中国培养了大批军事骨干

    1940年11月，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由延安辗转迁址到邢台浆水镇。从此，全校着手进行整编，切实按照正规化建设办校，为实现党中央赋予抗大总校的“培养我军建设骨干”的战略任务而奋斗。

    1941年1月28日，抗大第七期在浆水镇开学。当时，皖南事变刚刚发生，内战危机空前严重，中央军委对抗大今后的发展方针重新作了指示，指出：“我们迎接新的局势，大量准备并培养干部是极其重要的。抗大总校应当注意总结经验，指示方针，统一教材之编印，统一各种教学法，培养教员，调剂干部，以帮助及加强各分校的领导。”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抗大第七期接受了928名八路军、新四军团、营、连干部，编成上干科和普通科进行教学，并举办了教员训练队、干部轮训班和地方武装干部营、地方武装干部队等短期轮训班，努力为抗日战争培养军政干部。

    抗大第七期的基本特点是在总校进行了正规化建设。1940年百团大战胜利以后，邢台浆水抗大驻地出现了较为安定的环境。滕代远、何长工、张际春等抗大领导同志针对这一有利时机，果断地做出了加强总校正规化建设的决定，要求坚持“以教育为中心”，建立各科的正规化制度，各部门、各级干部都要围绕教育这一中心开展工作。

    1942年2月以后，抗大总校即陆续招收第八期学员。5月1日，总校在浆水镇举行了第八期开学及附设陆军中学成立典礼，并于5月14日正式上课。这一期除继续设有上干科和普通科外，还成立了附属陆军中学，并从实际出发，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制定了分层次教学的计划，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抗大的发展壮大，使日寇非常害怕，他们下决心要消灭抗大，并于1942年5月21日出动大批兵力，分四路合击抗大所在的浆水地区。抗大师生员工在校首长的领导下，根据“松紧虚实”的战术，掌握“利害变换线”，采取敌进我进、方向相反、擦帮而过的战法，边战斗、边学习，经过两个多月的周旋，终于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扫荡”，胜利地返回了浆水镇，继续进行正常教学。

    1943年1月，中央作出保存干部、准备反攻的指示，总校即告别浆水，踏上了回陕办学的征程。

    抗大在浆水期间，培养了20余万名德才兼备的军政干部，浆水是抗大在敌后区驻留时间最长的地方，创下了教学条件最差但教学内容最丰富、毕业学员人数最多等几项“抗大之最”。抗大挺进敌后办学,从战争学习战争，创造了世界军事教育史上的奇迹。抗大在敌后浆水办学的实践充分表明：在敌人后方和战斗环境中发展军事教育事业不仅是完全可能的，而且因为和战斗部队接近，更便于了解部队的情况，吸收实战经验，充实教育内容，使教育理论更适合实际需要。同时，由于生活在地方党政机关和广大人民群众中间，使学校的政治理论教育、政治思想工作、纪律教育等也更加深入具体。因此，抗大在浆水办学，成绩是巨大的，经验是丰富的，贡献是显著的，它不仅为抗大发展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而且为中国革命和中国军事教育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五、北方大学——为新中国综合性大学建设提供经验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北京理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一大批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都与邢台一所学校有关，那就是北方大学。

    1945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已发展壮大成为战后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解放区。为迎接和平建国新时代的到来，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在地理位置便利、工农业生产条件较好、有良好办学基础的邢台创办新华大学，后改名为北方大学，以培养造就大批从事和平建设的各种专业人才。1946年1月5日，北方大学正式成立，范文澜同志担任校长，校址位于邢台市南关西中华基督教会旧址（现邢台市新西街东口、邢台市委、邢台军分区院内）和市西郊"新兵营"（原邢台市一中、邢台地区药厂、邢台地区蚕种场一带）。校部设在现市委对面，设招生委员会和秘书、总务两处。不久，即成立大学预科及财经、行政两个学院，共有学员550余人，教干30多人，是党在解放区创办的第一所学科齐全的综合性新型学府。

    北方大学当时荟集了一批名流学者、知名人士，师资力量强。如中国最早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历史学家范文澜任校长，还有历史学家尚钺、刘大年、荣孟源，王冶秋等；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经济学家黄松岭，知名农学家乐天宇，生活教育家、南京晓庄师范校长陶行知的副手张宗麟，著名的《黄河大合唱》词作者光未然，知名作家陈荒煤，从事研究表演艺术的吕班，画家罗工柳等人以及晋冀鲁豫边的文教界名流，如罗青、张柏园，王振华、张萃中、孟夫堂等。另外，正副教务长、各院院长、主任乃至秘书等行政领导干部，大都具有业务领导能力，还能够兼课。

    北方大学为当时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了大批人才，特别出现了一批有突出成就的干部。北方大学的学员在教师的辅导下，在教学与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相结合的活动中，奠定了初步的现代科学知识和革命思想基础，树立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革命理想。他们告别革命母校，走向广阔天地后，有的汇入解放大军的洪流，不少人英勇牺牲在战场上，有的则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无闻地为人民事业作出贡献，有的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成为出色的骨干，有的潜心攻读，刻苦实践，成为专家、学者。如曾在北方大学文教学院学习的肖前，后来成为中国人民大学知名教授、著名哲学家；在航天工业上有贡献的前航天工业部副部长鲍克明，是北方大学原工学院的学员；外交大使徐净武、张再；新闻战线上的知名记者林晰；出版界赵磷、方越光等。

    1946年10月，北方大学迁址山西长治，1947年暑假开始陆续回迁，至1948年5月除农学院、医学院外全部迁回邢台。1948年8月与华北联合大学在河北正定合并成立华北大学。

    北方大学后来还衍生了一些高等院校和单位。如农学院后来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农艺系合并发展为现在的北京农业大学，前校长乐天宇即原北方大学农学院院长。工学院后来和晋察冀边区工业专门学校合并，逐步发展为现北京工业大学，原北方大学副教务长曾毅曾任院长，接任正副院长的谢簃、严沛然就是原北方大学工学院教师。艺术学院和华北联大艺术班合并，后来发展为中国歌剧院、舞剧院。医学院后来和晋察冀白求恩医大合并改称华北医大，两个院校的附属医院合并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中国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就是在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所长范文澜、刘大年及重要成员荣孟源、刘桂五等都是原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的成员，该所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这些大学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就了无数“革命先锋队”，为中国共产党创办和领导新式大学探索和积累了宝贵经验，成为新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摇篮。                                   六、邢台解放后的重要贡献

     邢台是冀南的重镇和平汉铁路线上的重要车站，它的解放，使太行、冀南两大根据地连成一片，彻底切断了华北与中原之敌的战略联系，为平汉战役的顺利展开和最终胜利铺平了道路。其次，作为华北乃至全国解放较早的城市之一，邢台新的政府开展的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对其他新解放或即将解放的城市无疑起到了一定的示范和样板作用。在政权建设方面，邢台市政府于1945年9月25日成立后，市委、市政府立即抓了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的工作，采取公安部门与群众运动相结合、大会公审与群众诉苦斗争相结合的方法，开展了反奸除霸运动，公审并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恶霸，打垮了日伪残余势力和封建势力的进攻，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与此同时，市委、市政府及时抓了区级及村镇政权建设，而且把基层政权建设和民主建政当作大事来抓。先后建立了各街道、乡村街政、村政委员会，认真听取各阶层人士的意见和建议，使人民政权建设日臻完善。在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方面，邢台市政府首先抓了敌伪私有财产的查封工作，按照党的政策，及时将其没收并转为国有财产。为了救济难民和恢复被日伪破坏了的工商业，市委、市政府通过组织冬季运输、妇女纺织和给小商贩低息贷款等方式，组织市民开展生产自救，度过难关。同时废除了行会和一切苛捐杂税，给私营工商业者贷款，恢复传统农历十月十八日庙会，促进了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在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建国人才方面，邢台市委、市政府根据本市实际，确定了“先恢复、后发展”的方针，并在晋冀鲁豫边区政府的帮助下，成立了由9人组成的文教工作委员会，通过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组织宣传队和组织动员学生上学突击组，有针对性地宣传党的教育工作方针和解放区办教育的经验，动员师生复课。同时举办了两期教师训练班，适当提高教师的生活待遇，使全市的教育事业迅速得到恢复。上述各项工作经验，为其他刚获得解放的城市和地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再次，邢台的解放是对全国解放战争的有力支援。邢台解放较早，在解放战争中充分发挥了后方基地的作用，从人力物力等方面给未解放地区以大力支援。据不完全统计，从1946年10月到1947年11月，邢台市先后分三批向人民军队输送新兵2997名；从1948年6月到1949年4月，为支援山西人民解放晋中和太原，邢台市、县先后组织了五批8100余人的担架队，随部队参战支前；从1948年初到1949年10月，邢台市组织4200余名妇女为人民军队做军鞋30.4万双，做军袜5.4万双，同时做了大量军衣军被，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援了解放战争。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邢台解放79周年，在这一关键时刻回顾邢台所走过的光辉历程，有着特殊的意义，它将激励全市人民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并把热爱邢台的激情转化为建设邢台的实际行动，紧紧围绕“工业立市”“文化兴市”战略奋力拼搏、开拓进取，为建设“太行泉城、美丽邢台”凝聚磅礴伟力。

                                                        （供稿：刘来清  刘文玲  中共邢台市委党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