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振堂

 

董振堂生于1895年,1923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在冯玉祥部和国民革命军任职。1931年12月14日率部举行宁都起义。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7月任红五军军长。1937年1月牺牲,时年42岁。

董振堂(1895—1937),字绍仲,河北省新河县西李家庄人。1923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曾在冯玉祥旧部任连长、团长、师长等职。1930年任国民党某部七十三旅旅长。1931年12月14日和赵博生在江西宁都率部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先后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红五军团军团长、红五军军长。1937年1月20日在甘肃省高台县壮烈牺牲。董振堂同志是早年为党为国捐躯的我军杰出的领导人之一。2009年9月,董振堂被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等11个部门评选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1913年董振堂高小毕业考入冀县中学,毕业时获得“优秀模范”的称号。1917年考入清河陆军预备学校,1921年秋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后参加冯玉祥国民军。冯玉祥部队军法严,待遇低,工作劳累,生活艰苦,这些董振堂全不计较。他从下级军官做起,严格训练,吃苦耐劳,刻苦钻研军事技术和战略战术,在作战中指挥若定,英勇顽强,深得冯玉祥器重,逐渐由排长、连长擢升为旅长、师长。

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冯玉祥残部被蒋介石收编,董振堂被迫担任国民党二十六路军二十五师七十三旅旅长。

1931年,蒋介石命令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剿共”,企图让这支杂牌军和红军互相惨杀,两败俱伤,他好坐收渔利。董振堂看穿了蒋介石的阴谋,不肯向中央苏区“进剿”。在两次“围剿”中,他曾经提出辞呈,但未获准。于是,他或借故拖延,率部不前,或假造情报,有意避战,没向红军发过一枪一弹。蒋介石知道实情后,给孙连仲发电报,大骂董振堂:贪生怕死,畏缩不前。

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又命令二十六路军驻守宁都孤城。二十六路军的官兵几乎都是北方人,到宁都后因蚊叮虫咬水土不服,许多人身染恶性疟疾或痢疾,加上蒋介石的歧视、疟待,供给和医药条件极差,仅几个月就有几千人患病死亡。

“九·一八”事变后,广大官兵纷纷要求北上抗日,保卫家乡。董振堂、赵博生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并率部离开宁都启程北上。但是,蒋介石横加阻拦,强令部队返回宁都,激起董振堂强烈不满。部队中的反蒋情绪在迅速滋长、蔓延。

这时,二十六路军中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积极宣传共产党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的反动阴谋。董振堂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于是他与赵博生一起,召集进步军官秘密开会,共商弃暗投明大计,同时在部队中扩散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经过严密的组织、发动和筹备,并与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取得联系,于1931年12月14日率领二十六路军1.7万官兵举行了震惊中外的宁都武装起义,投奔苏区。

宁都起义后,二十六路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十三军军长。在革命队伍里,董振堂同志虚心向红军干部学习,逐渐成为一名具有高度共产主义觉悟的指挥员。1932年3月由何长工介绍,董振堂被批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2年春天,红五军团奉命攻打赣州。这是红五军团诞生以来的第一仗。赣州地势险要,城池坚固,守敌三千,兵力雄厚。三军团攻城多日拿不下,撤不出,腹背受敌,情势危急。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开上去,阻击了敌人援兵王牌十一师,掩护三军团撤出阵地。并亲自率领十三军之一部,手持马刀,赤膊上阵,象猛虎一样横冲直闯,打得敌人陈尸遍野,狼狈逃窜。红五军团出师告捷,首立战功。1932年4月红五军团奉命打漳州,董振堂率红五军团首先攻克龙岩,歼敌两个团,遂又乘胜追击,消灭敌人逃兵大部,俘敌旅长一名、兵士数千人,继而一鼓作气攻克漳州,缴获飞机两架和一家兵工厂全套设备。红五军团英勇杀敌,节节胜利。5月,董振堂被提升为红五军团军团长。

1932年7月初,红军战史上著名的水口战役开始了,经过周密细致的调查之后,董振堂下了与敌人决战的决心。他一声令下,红五军团五千名战士分作四路,如疾风烈火一般向敌人冲杀过去。董振堂带着警卫员亲临前线,在离敌人六七十米的地方督战,红五军团指战员更加斗志昂扬,第一天伤亡敌人三千余人。第二天、第三天,红五军团又同敌人进行了激烈的肉搏,大获全胜。从此,红五军团威震敌胆,名扬三军。由于董振堂领导宁都起义和指挥五军团功绩卓著,1932年12月中央政府授予他红旗勋章。1934年1月董振堂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离开江西革命根据地,踏上漫长而艰险的征途,北上抗日。董振堂率红五军团担任全军后卫,担负着繁重的掩护任务。一路上,红五军团日夜阻击敌人,战斗频繁,边打边撤,加上行军劳累,给养弹药不足,部队损失很大。尽管这样,在长途跋涉的两个多月里,董振堂无所畏惧,坚毅顽强。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红五军团在乌江边布防警戒敌人,保卫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1935年2月,董振堂率红五军团在赤水牵制敌人兵力,掩护一方面军四渡赤水。之后又在金沙江畔布防阻击敌人,浴血奋战九天九夜,掩护全军胜利渡过金沙江。毛儿盖会议后,董振堂率红五军团随一、四方面军之左路军过草地北上。当红五军团即将走出草地时,张国焘以左路军总部的名义强令重返草地南下,并且调走董振堂的得力部下,安插他的亲信,以控制红五军团的行动,调换董振堂的部队,没收红五军团的电台,切断红五军团与党中央的联系。同时,煽动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与红五军团对立。董振堂同志坚持原则,顾全大局,他在有限的权力之内与张国焘进行了有力的斗争,希望及早跟随党中央、毛主席继续北上。不久,经朱德、刘伯承等同志与张国焘斗争,迫使张国焘取消伪中央,同意北上与中央会合,董振堂又率领红五军团第三次踏上草地。

在长征路上,董振堂率领红五军团作为“铁流后卫”,历尽千辛万苦,克服重重困难,战胜了饥饿,战胜了疾病,战胜了敌人,出色地完成了掩护中央红军安全北上的任务。1936年1月,红五军团同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合编,改称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

1936年8月,张国焘顽固坚持右倾逃跑主义路线,分裂党、分裂红军,以“建立河西根据地”,“打通国际路线”为幌子,强令红五军及其他四个军渡黄河西进。董振堂坚持党中央的正确路线,坚持北上,反对西进。在电台被张国焘分子控制,无法同党中央直接联系的情况下,他亲笔给党中央写信,汇报张国焘的错误,要求党中央调回红五军及西路军继续北上。他让警卫队长高志中挑选十二名骑兵,由高志中带领把信送到毛主席或朱总司令手里。骑兵战士身负重任,日夜兼程,冲破敌人七道封锁线,最后到达保安只剩下五人,终于把信交给了朱总司令。朱总司令给高志中打了收条,并说:我同意董振堂同志的意见。高志中等五人在回返到靖远县境时,只剩下三人,而董振堂和红五军已渡黄河西进七天了。此后,党中央虽几次电令西路军东返,但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坚持张国焘西进路线,继续挥师西进。

1936年除夕,董振堂率领红五军攻占了临泽县城。1937年1月1日又一举攻占高台县城,俘敌千余人。正当高台人民庆祝翻身解放,组织自己的政权和武装的时候,马步芳纠集八倍于我之敌两万余人包围了高台,切断了与临泽地区红军和倪家营地红军主力的联系。董振堂指挥三千多名战士和全城民众,昼夜血战,打退敌人无数次进攻。在敌众我寡、红五军损失严重、守城渐趋困难的情势下,董振堂命令部队加强城防工事,聚集木棍、石块、碎砖烂瓦于城墙之上,以迎击敌人。为不致全军覆没,董振堂还命令部队在城墙下挖了一个宽三米、高两米,与城外只有一层薄土相隔的大洞,以备突围。但是在危急时刻,西路军总部命令董振堂死守高台。董振堂严肃而坚定地命令部队:“坚决守住高台,誓与高台共存亡!”

从1月18日起,敌人兵力不断增加,攻势越来越猛。战士们用大刀、长矛、石块和敌人英勇拼杀,坚守阵地。19日,部队伤亡惨重,形势更加危急。董振堂带领五十多名干部战士,举起拳头,向党庄严宣誓:“我们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战斗到底!”。20日凌晨,敌倾其全力,再次攻城,守城军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的争夺和厮杀。在紧张搏斗的时刻,被收编的民团中的坏分子乘乱打开城门,敌人蜂拥而进,高台失守。董振堂带着两个警卫员和一个司号员跳下城墙,又被敌人包围。他左腿负伤,半跪于地,双手轮番射击,最后弹尽,壮烈殉难。

在董振堂烈士追悼会上,毛泽东深情地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坚决革命的同志”。为纪念董振堂烈士,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和高台烈士陵园中建立了纪念碑亭,朱德、徐向前同志为烈士题写了挽词。董振堂的原籍新河县一度改为振堂县。

(来源:中共邢台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的《邢台英烈》,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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