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子侠：弃暗投明勇将军

范子侠生于1908年，1931年不满国民党的抵抗政策，愤然辞去军职，1933年赴张家口参加察绥抗日同盟军，任团长。1939年11月接受共产党领导，历任八路军129师新编十旅旅长，平汉纵队司令员兼太行军区第6分区司令员，1942年2月12日在邢台沙河市柴关一带反扫荡作战中牺牲，时年34岁。

范子侠少年时代起投身军旅，在长期戎马生涯中历经坎坷，苦心追索革命真理，寻求光明的道路。抗日战争爆发后，率部驻扎在武安、涉县一带，在朱德、彭德怀和刘伯承、邓小平等同志的亲切关怀下，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毅然摆脱国民党顽固派，将其所部易帜为平汉抗日游击纵队，进而改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十旅，对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坚持和巩固太行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巨大贡献。

一

范子侠，江苏省丰县大史楼村人，1908年生，因家境贫困不能上学。13岁便只身流浪福建，在亲友的帮助下，半工半读。他中学未毕业，便投笔从戎。由于他聪明勤快，刻苦耐劳，不久被选至天津东北陆军随营学校。北伐后，范子侠从军官学校毕业，因原所在部队已被蒋介石编散，他到国民党军队历任班、排、连、营、团长等职。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范子侠在我党抗日主张感召下，痛感内战不息，外敌入侵，江山沦落，民族危亡。于是在“围剿”前线某部召开的军事会议上，他联合正义青年军官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然而，军事当局却答复“有言抗日者格杀勿论”。范子侠愤慨之极，毅然辞去军职。

1933年春，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成立后，各地军队、民众热烈拥护。范子侠闻讯后热血沸腾，告别家人，简装北上，到同盟军某部任团长，亲自参加克复康保、沽源、多伦等城战斗。每次作战，他均身先士卒，勇猛冲锋。

1936年，范子侠所在的金宪章旅进驻百灵庙一线。在战斗中，范子侠策动全营官兵起义，强迫伪旅长金宪章及全旅通电反正，将日军指挥官山滨大佐等20余人全部处死，并将驻大庙的穆克登宝部予以解放。全旅反正对收复百灵庙，取得红格尔图战役的胜利，起到了积极作用。

二

“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大军纷纷向南溃退。在这民族危难之际，范子侠谢绝友人的劝告，留在河北的无极、藁城、新乐、行唐一带，树起了抗战救国的旗帜，召集民众，组织起30多人的武装，正式成立抗日义勇军，积极抗日。范子侠树起抗日救国旗帜后，抗日义勇军发展很快。

聂荣臻指挥一一五师主力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滹沱河北岸、平汉路西侧的混乱局势逐渐稳定下来。但是，平汉路以东薛芝山部纠集国民党的游兵散勇二千余人，在藁城、无极一带奸淫烧杀，残害百姓。听到这个消息，范子侠怒不可遏。他说：“我们是群众的队伍，谁迫害老百姓，谁就是我们的敌人。”遂带领140余名战士、43条破枪来到了路东。他要求部队军容整齐，军纪严明，不许损害老百姓的一草一木。根据敌强我弱的情况，为了迷惑敌人，范子侠把每20人分成一队，每队一面红旗，士兵真枪实弹担任警戒，指挥员则背上用木头刻成的假驳壳枪在夜间行动。经过严密的侦查和部署，范子侠率队突然夜袭薛芝山驻地，战士们在村中“白手夺枪”，四乡群众在村外击鼓撞钟，呐喊助威。土匪们惊恐万状，四散奔逃，薛芝山在混战中被流弹击毙。这次战斗，使范子侠的义勇军声威大振，部队很快发展到2000余人。这时，国民党政府才正式承认这个部队，定名为冀察战区游击第二路军第二师，并委任范子侠为副师长兼大队长。

三

1938年春，范子侠率部离开路东，经晋察冀、冀西，转移至冀豫边的武安、涉县、磁县一带，被国民党委任为冀察战区游击第二路副指挥兼第二师师长和豫北第二区指挥官兼第一战区第一游击支队司令。

武、涉、磁位于晋察冀三省交界处，峰峦起伏，沟壑纵横，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当时，各种番号的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武装驻扎在这里，形成一种犬牙交错、各霸一方的复杂而混乱的局面。为了开创华北抗日战场，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于1937年底来到太行山。不久，一二九随营学校同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向磁、武一带活动，成为这个地区抗日力量的中坚。

中共晋察豫省委和八路军一二九师对争取范子侠的工作十分重视，先后派人到范部开展统战工作。八路军武安工作团团长王铁，通过在范部一团任政训处主任的同学李迅，辗转结识了范子侠，多次与之促膝交谈，使范子侠对我党的抗日主张有了进一步了解。当时，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先遣支队政委杨树根，一二九师参事李新农，武安县委书记王铮等。这对范子侠以后摆脱国民党的统治，参加八路军起了重要作用。

1938年5月，范子侠的父亲范立文听说儿子在武、磁一带举旗抗战，便拖着病弱的身体，一路讨饭来到了太行山。朱总司令知道这件事后，把范立文接到总部住了几天，还将自己的皮袄送给他，并派人护送至范子侠部。刘伯承师长听到这个消息，亲自到范子侠部驻地看望范立文。从此以后，范子侠常率部与八路军协同作战，联合抗日。

1938年下半年，范子侠在八路军涉县地方工作团的帮助下，利用旧县政府，在涉县城内孔庙中办起了抗日救国教员训练班，简称“抗教班”，到1939年时共培训出学员200余人。在范子侠的支持下，涉县的抗日工作活跃起来，使我党在涉县很快打开了局面。

1939年6月，范子侠率部移驻武安，司令部设在西井。当时，范部共有3000余人，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限制，吃粮问题难以解决，范子侠几次交涉，均不欢而散。为了稳定局面，掀起抗日高潮，中共武安县委和八路军武安工作团经与各方协商，在杏花村召开民主选举抗日县长预备会议，范子侠对此给与极大支持。1939年秋季的一天，武安县民主选举抗日县长大会在尖山村外的一片空地举行，范子侠派出部队在会场周围担任警戒。时至中午，与会民众已达万人之多，在一片群情激昂的气氛中选举出抗日民主县长贾云标。新政权建立后，有力支持各抗日武装，从而保证了部队的粮饷问题。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加紧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步伐。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国民党顽固派在各地大搞反共“磨擦”活动。

随着国民党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活动于冀南、豫北、冀西一带的张荫梧、侯如墉、鹿钟麟，以及后来的石友三、庞炳勋、朱怀冰等，积极部署对八路军总部、一二九师及范子侠所领导的抗日部队的进攻。不久，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命令范子侠不准在地方筹粮，立即开拔至集结有大批顽军的壶关、陵川一带驻防，妄图胁迫其向八路军进攻。范坚决拒绝。顽固派三令五申，未能使范子侠屈服，便恼羞成怒。洛阳第一战区长官司令部发布命令，取消第一游击支队番号，停发军饷，甚至悬赏通缉范子侠。但是，全体官兵坚决不解散还要抗战，武安、沙河、邢台、涉县等地的民众也纷纷集会，支持和拥护范子侠坚持抗日斗争。

1939年11月20日，在八路军总部首长和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亲切关怀下，范子侠接受八路军指导，毅然将部队易帜为“平汉抗日游击纵队”。不久，经王维纲、王铁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平汉纵队的成立，使顽固派惊慌失措。于是委任范子侠为“天水行营代表”、“第一战区、冀察战区代表”，提出恢复名义，将部队改编为冀察战区第五纵队，每月津贴费八万元，范子侠婉词谢绝了。

1940年2月7日，平汉纵队转移至山西武乡一带活动。18日，范子侠来到八路军总部，受到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左权副参谋长的亲切会见。第二天下午，总部直属机关召开盛大集会，热烈欢迎这位著名的抗日将领。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副主任付钟致欢迎词，范子侠接着登台讲话。

1940年5月5日至8日，范子侠率平汉纵队主力参加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指挥的白晋铁路破击战，协同八路军总部特务团、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晋冀豫边纵、挺进支队等，全歼敌一个警备大队，破坏铁路一百余里，毁坏大小桥梁五十余座以及敌人储备的铁路器材。白晋战役结束后，平汉纵队接受刘伯承等同志的检阅，与八路军边纵、七七一团合编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新十旅，范子侠被任命为旅长。

1940年8月28日8时，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指挥八路军一百零五个团在华北敌后全线出击，展开大规模的交通破击战，即著名的“百团大战”。

正太路是华北敌人重要的战略交通运输线之一，敌以第四、第八、第九混成旅团各一部分守备沿线。根据八路军前方总部命令，一二九师以范子侠部新十旅二十八团、三十团组成右翼破击队，占领阳泉、寿阳间敌军据点，破坏该段铁路；范子侠部二十九团及三八五旅十三团联合平、辽、榆等地方武装分别对平辽、榆辽公路进行破击，牵制各该线守敌，并配合中央纵队消灭可能由以上地区回援正太线的敌人，保证我主力侧后的安全。

战斗进行的十分激烈，从东面的阳泉、娘子关，到西面的寿阳、榆次，不时传来胜利的捷报。然而，中段的桑掌桥争夺战却依然处于胶着状态，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闻讯后，亲自来到新十旅司令部。深夜三时，范子侠焦急的从司令部来到前沿阵地，仔细地观察了一下，便带领一个排穿着日寇军装，打着日本旗，顺利接近了敌人的碉堡，在距敌六、七十米处，范子侠命令把机关炮支在一颗大树下，然后发布命令，指挥部队很快夺取了桑掌桥。

1940年10月初，百团大战进入反“扫荡”阶段。14日，范子侠率部在和辽公路韩王镇到弓家沟一带打了一个漂亮的伏击战，焚毁敌运输汽车40余辆，毙伤敌军200余人，俘敌10余人。26日，八路军决定在武乡蟠龙以东关家垴一带集中一二九师主力，歼灭由武乡侵犯黄崖洞之敌冈崎大队。29日夜，范子侠部新十旅及三八五旅、三八六旅、决死一纵队等，将敌包围于关家垴高地。战斗异常激烈，敌机三、四架轮番轰炸扫射投掷燃烧弹、毒瓦斯，掩护日军向我阵地进攻，均被击退。30日黄昏时分，我军开始总攻击，范子侠正在距冲锋地点十几步的地方指挥作战时，一颗子弹射穿了他的左手。百团大战结束后，范子侠来到武安县草坪八路军总部医院养伤。

四

百团大战之后，新十旅因连续作战而有所减员。由于范子侠在武安、沙河、邢台一带影响很大，有利于开展对敌斗争和瓦解伪军，同时，新十旅多为河北人，上级决定对外仍恢复“平汉抗日游击纵队”番号，并组织独立大队，在磁、武、涉、沙一带招募新兵。

1940年12月下旬，一二九师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对敌作战的同时，抓紧时机整训主力兵团，加强军区建设和根据地建设。整训分两期进行，每期2个月，除范子侠所属新十旅三十团仍执行游击作战外，师属野战部队全部参加。不久，各地均健全军区、军分区组织机构，充实了分区基干武装。太行区以武安、沙河、邢东、邢西四县新组建第六军分区，由范子侠任司令员，新十旅机关与二分区合并（保留十旅番号），并将该旅各团分作二、六分区基干团。

范子侠自幼从军，在旧军队生活多年，但他身上却很少沾染旧军人的恶习，坦直、忠厚、克俭，带有一种北方农民纯朴和真挚的情感。他虽入党不久，但组织观念很强，非常尊重党的领导，部队分编后，一二九师朱穆之到六分区担任政委和党委书记，朱刚到部队，过去又不相识，也比较年轻，但范子侠却十分谦逊，遇事经常商量，相处的很融洽。

范子侠作战十分勇敢，无论多么险恶的战斗，多么艰苦的环境，他总是身先士卒，从不畏缩。行唐起义时，他曾激昂地对战士们说：“我前进，你们跟着我；我停止，你们推动我；我后退，你们枪毙我。”他一身佩有三把驳壳枪，每当作战时，他常亲临前沿阵地，手执双枪，左右开弓，使敌人闻风丧胆。在1941年冬季的破袭战中，范子侠率一部分战士攻打梅花村据点。据点修筑得十分坚固，四周棘墙高耸，墙外有一米多深的水沟，部队发起两次冲锋都没有拿下来。于是改为政治攻势，宣传员喊了很久，敌人毫无动静。范子侠得知据点里为首的是一个姓高的伪军班长，便高声喊道：“炮楼上是高班长吗？我是范子侠，希望你认清形势，放下武器，改邪归正吧！”伪军们听到范子侠的声音，便很快缴械投降了。

范子侠在旧军队任职多年，但家中仍然一贫如洗。抗战以来，常同士兵一样吃穿，而对周围的同志总是热情相待，对战士和部下的疾苦关怀备至。有一次，他看到一位同志没有衬衣穿，便将自己穿的衬衣送给他，直到范子侠牺牲后入殓检查遗物时，同志们才知道他自己并没有多余的衬衣。正是由于范子侠具有这些优秀的品质，使得他在六分区广大军民中享有很高威望。

1942年春，范子侠同志率领平汉抗日游击纵队在沙河西部山区英勇抗日，像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在敌人咽喉上，敌人曾悬赏10万元捉拿他。1942年3月12日，他率领一个警卫排到柴关村侦查敌情。刚进村不久，由于特务告密，敌人400多人分六路把柴关村重重包围起来。敌人把机枪架在村东一个房顶上，高喊着要范子侠投降。范子侠怒火满腔，一边咒骂着敌人，一边从腰间抽出“二十响”，朝着敌人狠狠地扫了一梭子。顿时，六部机枪、四支手枪、一挺轻机枪像冰雹一样向敌人开了火。十几个鬼子和伪军鬼哭狼嚎地乱成一团。这时，敌人的机枪、步枪也疯狂地叫了起来。范子侠为了保护村里的群众，他带领十二个战士以村南的场屋窗台和房角为掩护，向敌人还击了2个多小时。敌人几次企图活捉他们，都被打了回去。范子侠双手握着两把二十响，一边指挥突围，一边狠狠地还击敌人。当他们来到柴关村的南山脚下时，从册井方向来的敌人也向他们包围过来。敌人的两挺机枪在柴关村南的高堰上更加疯狂地扫射起来。范子侠不顾个人安危，毅然把敌人引到自己这一边，保护群众转移。敌人三颗罪恶的子弹穿透了他的胸膛，范子侠握着手枪倒在地上。魏庄村民兵张海山一个箭步跑过来背起他，四个战士开路，机枪手掩护，冲出敌人包围圈，来到魏庄村西。这时范子侠的鲜血染红了张海山的衣衫。临终时，他紧紧握着魏庄村长的手嘱咐道“好好整顿地方武装”。时年仅34岁。

1942年3月，十八集团军前方总司令部、总政治部、一二九师部、边区政府和边区临时参议会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悼念反扫荡战斗中壮烈殉国的范子侠及诸烈士。刘伯承师长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致悼词。晋冀鲁豫边区各地群众也纷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于三月二十三日以《悼范子侠等四位同志殉国》为题发表社论，沉痛悼念范子侠。

全国解放后，人民政府把范子侠的遗骨从沙河县迁葬到河北省邯郸市“晋冀鲁豫烈士陵园”，在松柏和鲜花环抱的烈士陵墓中，有一块青石色的墓碑镌刻着七个大字：“范子侠同志之墓”。

（来源：中共邢台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印的《邢台英烈》，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刘鑫阳

责编：刘来清 

编审：赵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