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人山思想”产生及发展的历史意义

抗战时期徐向前最为人称道的就是提出了“人山”的战略思想。这一提法，在很大程度上将在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落到了实处，在之后抗日根据地的发展中成为一个形象的、易知易解的、切实的指导思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推进了抗战局面的开展。“这一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标志着徐向前军事思想和群众思想到达了崭新的高度。”

一、“人山思想”出处

作为一种灵感和创造，我个人觉得跟语言本身所蕴含的的思维大有关系。比如“人山人海”。作为一个成语，它用来形容人很多。但它本身，也蕴含着某种思路。

人与山，人与海，在形象、质地上一定是有某种相通之处的，不然，不会出现这么一个词。

而“人山人海”就有。很多人，汇集在一起看，它就显得广大、深厚，茂密，如大山般；无边无际，深沉、浩大，似大海般。

人群齐声呼喊，那叫山呼海啸，人群移动，那叫人潮汹涌。人群往来运动，那叫川流不息。所以我们有“人海战术”的叫法，人山人海，人可以如海，人也可以成山，这是语言本身给我们的启迪。因为他本身揭示了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就可以成为我们的思路，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助你想到“人山”这个意向。

二、人山思想提出的背景

三八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趁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机，从华北抽调大批兵力南下，准备攻占徐州，进窥武汉。八路军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方针，使敌后游击战争进入到一个不仅向着山地，而且向着平原蓬勃发展的新时期。这时，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经过研判，对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下达了发展河北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

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在辽县西河头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了具体的行动部署。会议决定全师主力以平汉铁路为分界线编为左右两路纵队，左纵队为“路东纵队”，以第七六九团和第一一五师第六八九团及曾国华支队组成，由徐向前指挥，向冀南挺进；右纵队为“路西纵队”，以第三八六旅主力组成，由陈赓指挥，向邢台、沙河一带展开，配合“路东纵队”的作战行动。这一部署，以发展冀南平原游击战争为重点，由此直接威胁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并有利于形成东接鲁西北，南进豫北的有利态势。因而，是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决策。

冀南平原地势坦荡，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为河北的主要产粮、产棉区。包括邯郸，邢台、巨鹿、南宫等三十四个县市，人口六百多万，有着雄厚的战争资源。徐向前参加革命战争十余年了，但多是在山区转战，莲花山、大别山、大巴山、祁连山、太行山等都留下了他辉煌战斗的历程。徐向前对于山地作战的谋划，山地战法的研究，山地作战指挥，可说是纯熟自如，但到了平原开展游击战争，战场变了，冀南平原除了孤独的尧山之外，平沙无垠，林木稀疏，在这种环境中，一支弱小的军队，要以游击的形式坚持持久抗战，无山地作依托，无森林作隐蔽，既无处可“游”，也无法可“击”。所以，能不能坚持下去，怎样坚持下去，大家心里没有底，怎样开展游击战争，适不适应开展游击战争，干部脑子里也没有法子。

这个时候，徐向前考虑最多、也是最紧迫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中央军委提出的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围绕这个问题，研究冀南平原的地形特点，了解民情状况，摸索敌人活动规律，回顾了以往开展游击战争的经历，总结过去山地游击战争的斗争经验，依据山地游击战关键是依托山地的本质特征，徐向前最后明确提出了在平原建造“人山”的著名理论，并深刻揭示了“人山”理论的科学依据在于战争的伟力存在于人民之中的历史唯物史观。

徐向前认为，开展河北游击战争，在中国的持久战与取得抗战胜利上，是有其伟大意义的。河北游击战争的展开，可以破坏日寇在平汉、津浦两大铁路干线的交通运输，使日寇的资源掠夺、物资补充、兵力转移，陷于阻塞甚至是瘫痪的状态，使日军前线部队难以得到及时的补给，由此减消了前线的战斗力，达到“歼其无生，制其有生”的目的。还可以使日军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阴谋归于泡影；而且在扩大抗日的阵地，充实抗日的力量和在供给抗日的资源上，对全国的抗战有极大的帮助。

徐向前说，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如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的人民群众造就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更没有这样的“山”管用。

徐向前在分析创建“人山”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时认为：日寇因感到兵力的不敷分配，交通的难于维持，于是在所到达之处，便收买汉奸，成立伪组织、维持会与清乡军、光复团等反动组织，企图利用汉奸的政权以实现其以华制华的阴谋诡计，以补充其兵力不足之弱点；同时所到之处都要大杀大烧，搞反动的“三光”政策，企图以此镇压日益兴起的人民抗日运动，并用阴谋诡计，挑拨离间，分裂抗日军队与人民的团结，但这些并没有收到其所希望的效果。

与此相反，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民族觉悟中与抗战救国的团结之下，却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日寇的奸掠烧杀，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仇恨的心理。由此可见，无论从主观上，还是客观上说来，造成“人山”的条件是具备的。但是同时也必须指出，空喊是不成的，我们必须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更需要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办法。一切的游击队必须具有良好的纪律，具有抗日的高度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出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的，是真正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的，甚至为人民的利益斗争是可以牺牲一切的。只有这样，才能造成“人山”，这也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徐向前提出了一整套具体的战术要求和详尽的组织计划，其要点是：一、利用村庄，只能作为袭击的掩护，不能作为固守的据点。二、组织骑兵支队，但不应过大，过大即有笨重之累。三、一般游击队的组织也不应过大，但在许多游击队中必须要有基干游击队，其周围组成若干小游击队，配合基干部队作战。四、游击队的主力应位于可以四面周转的地区，其根据地或休整场所应多取几个。五、组成小的脚踏车游击小组，向远距离的行程上活动。

创造“人山”，把冀南建成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徐向前认为，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必须尽快扩大自己的武装。在徐向前的直接领导下，冀南的改造与收编各色武装工作，按照徐向前提出的工作方针和具体要求，开展得卓有成效。其中，收编段海洲的“青年抗日义勇军团”和赵辉楼的“民众抗日自卫军”就是两个成功的例子。创造“人山”，扩大与巩固冀南抗日根据地，徐向前全力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建立民主政权。徐向前进入冀南两个星期就在给刘伯承、邓小平、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路东工作将大大开展，干部成大问题，能拿在我们手上的十五县无县长，请刘邓设法抽调一批干部来”。

为了适应建立政权的新形势，提高新任县长的能力和素质，在徐向前的提议下，中央冀南区党委还专门举办了“县长培训班”，培训后上岗，效果大为明显。就这样，部队每到一个县城就安排一个县长，像播撒种子一样，在县里工作中马上发挥作用，打开了抗日斗争的局面，为开展游击战争奠定了良好的政权基础。作为党政军民活动中心的南宫城，被人们称为“小北平”。

在徐向前创建“人山”理论的指导下，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建设蓬勃发展，抗日力量也得到了迅速扩大，这也为我党在平原地区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理论和经验。

三、人山思想的发展

日军攻占武汉后，中国的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日本侵略者虽然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土地和许多交通要道、重要城市，但遇到中国军队和广大人民的英勇抵抗。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迅速发展，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日军只能控制主要城镇和交通线。日本侵略者提出的“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战速决的战略破产，不得不停止了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开始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集中其兵力对付敌后抗日军民。

复杂局面和平原地形，形成了创造“人山”的构想。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部分军队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由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战和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平、津等地很快失守。地处平汉、津浦两铁路中间地带的冀南，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沿主要交通线的城镇和腹地的部分县均遭到日军铁蹄的蹂躏成为沦陷区。日军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广大群众的仇恨。在此形势下，有些人目睹日军的烧杀抢掠，深感国家、民族的危亡，而自发组织起来抗日救国。如宁晋、赵县一带的赵辉楼等组织起的“民众抗日自卫军”。也有些人利用群众要求抗战的心理，打起抗日旗号，拉队伍组织武装。据统计当时不下百余股，人数多者达数千人，少者仅有三五人。其中人数最多，势力较大的有任县、隆平等地刘国栋、时汝南、邱庆福、王子耀，威县的和梦九，宁晋的赵勤甫等。他们名为抗日，实则各据一方，极力扩充自己的势力，甚至互相火拼。对群众则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一些地方势力代表人物，利用群众要求安定社会秩序的心理和封建迷信的思想，趁机组织起各种会道门。其中势力较大的有南宫衡水一带的六离会；平乡、广宗一带的大刀会；以及白极会、黄沙会、红枪会、天门会等等。冀南人民处此外侮内乱的局面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苦不堪言。我军进入冀南平原后，每到一地即摧毁伪组织，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协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战委会或抗日政府，发动和组织群众，并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和欢迎。但由于敌我力量差距较大，我军处于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在平原坚持斗争，徐向前副师长指出：“游击队活动的依托，一方面是地形上的便利条件，如，山地森林等等，另一方面是与广大人民的结合。但游击队要自己能巩固和发展，并要进行机敏的灵活的动作，其主要条件是取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与帮助。”还强调指出：“河北是人口较稠密的区域，假若我们能在河北平原地上，把广大的人民群众推动到抗日战线上来，把广大人民造成游击队的“人山”，我想不管什么样的山，也没有这样的山好。”“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力量，也只有这伟大的活动的人的力量，是日寇无法战胜的力量。我们要在平原地开展游击战争，就必须把广大的人民造成‘人山’”。在造成“人山”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有进行这种工作的决心，必须一切的游击队有良好的纪律，具有高度的抗日积极性，在一切行动中，真正表现自己是为民族利益而斗争。真正站在保护人民的利益上，才能造成‘人山’，这是政治上最主要的工作。”

严酷的敌情是构建“人山”的客观要求。1938年10月下旬，敌人对冀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11月中旬，日军先控制平原，再进攻山区，向冀南地区发动了“扫荡”。敌人分别从石家庄、邢台、邯郸、德州四路出动，长驱直入，合击冀南腹心地区南宫一带。敌人除了“扫荡”之外，还加强了政治进攻。在各地组织维持会、伪政府，扩大伪军，摧毁抗日政权和群众团体。收买汉奸、叛徒，破坏抗日运动。利用封建会道门麻痹群众，进行欺骗宣传。并逼迫群众修城墙、修公路。敌人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惨无人道，野蛮残酷。1941年秋，敌人大量地修筑公路，企图把根据地分割成小碎块，将冀南腹心地区分割成东西两片；公路沿线每隔二三公里即设有据点、碉堡，敌人经常向两则出击“扫荡”，对我根据地威胁极大。同时，敌人多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一体化所谓的总力战，以巩固其占领区。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者把华北作为其支持战争的供应站和交通线，更加紧了对根据地的进攻。敌人连续不断地“扫荡”、“清剿”，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分割、“吞食”根据地。1942年4月29日，敌人出动日伪军3万余人，分别对冀南区党政机关及新七旅和四分区党政机关和新四旅实行“铁壁合围”。1943年冀南又发生严重的灾荒等等，在此艰苦的情况下，怎样坚持抗日阵地，如何开展斗争，宋任穷同志首先想到的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一步步形成了他的“群众观点”，坚定地在冀南建造“人山”，把我军融入到群众之中，确保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改造平原地形，将部队藏于群众之中，是落实“人山”思想的具体行动。在1939年初的反“扫荡”中，我军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仅部队就伤亡近300余人。究其原因，除指挥不当、缺乏平原作战经验外，地形对我不利，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平原地形有利于敌人的汽车、坦克、骑兵等快速部队的行动，对我军极为不利。此外，冀南地区除各县城筑有城墙外，不少村镇为了防匪自卫，筑有围寨，如被敌人占领，在我军无重火器的情况下，很难占领，对我也很不利。根据这次反扫荡血的教训，为了长期坚持平原游击战争，冀南军民在粉碎了日军大扫荡后，进一步展开了挖道沟、拆城寨，改造平原地形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早在1938 年初，冀南军民即开始了挖道沟、拆城寨的工作，但由于对这一工作没有提高到具有战略意义的高度来认识，只拆除了城墙、围寨，挖道沟的工作进展不大。战争教育了人民，广大军民从亲身体会中，认识到了改造平原地形的重要作用。挖道沟，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冀南地区，村庄星罗棋布，道路密如珠网。要把村与村的道路挖通，并保证大车通行，没有广大群众的参加是不可能的。为了发动和组织广大群众，更快更好完成挖道沟的工作，冀南行政主任公署1939年2月25日发布了《广泛发动群众积极破路》的训令：凡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村民都参加，并限期完成。所有通行的大车路，一律挖成沟。对沟的深度、宽度等都作了具体规定。以通过大车为标准，每隔一段，挖一错车宽沟。由于广大群众亲身体会到改造平原地形的重要性，挖沟的积极性非常高，男女老少齐上阵，夜以继日挖道沟。冀南全区先后共挖道沟5 万余里，使敌军的汽车、坦克、骑兵等快速部队难以行进，而根据地军民的转移却有了很好的掩护。这是个伟大的创举，是冀南广大军民用血汗凝结的一座“长城”，充分显示了人民的伟大力量。  

 四、“人山”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

冀南抗日根据地“人山”思想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与冀南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二九师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宋任穷同志领导冀南军民进行艰苦卓绝抗日斗争经验的总结。

发动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主力部队，支援了正面战场作战。由于冀南特殊的战略位置，冀南党组织用极大的力量，广泛宣传、动员、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到1938年秋，成立了冀南抗日游击军区，宋任穷任司令员兼政委，各县成立了游击大队，区、村分别组织区中队和自卫队，逐渐形成自上而下有系统的抗日武装组织，并有组织地支援正规军和游击队袭击敌人。针对敌人的“三光”政策和“治安强化运动”，开展交通破击战，使敌人在冀南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日军为了防止抗日军民破路，不断派出兵力进行“扫荡”，保护铁路和公路的安全，牵制了日军大量的精力和战力，使日军不得不长期对冀南实行高压态势，对正面作战的日军“牵制”作用非常明显，致使日军不得更换华北主帅，对冀南党政军机关实行“铁壁合围”，妄想把冀南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掉。日军为了巩固华北，常驻日军保持在5个师团和4个独立混成旅，最多时驻冀南日军6290余人，伪军27000余人，减轻了其它抗日根据地的压力。冀南是华北抗日的重点地区，成为日寇心腹大患。1939年1月，敌人从平汉、津浦两线出动日伪军三万余人，分十一路合围冀南抗日根据地，妄想把我抗日根据地荡平。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把华北作为其支持战争的供应站和交通钱，更加紧了对敌后根据地的进攻。日军不断地“扫荡”、“清剿”，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1942年冀南发生空前的大旱灾，持续到1943年上半年，同时，又发生严重的蝗灾。 9月中旬，又连降大雨，有30多县遭水灾，日军乘机掘开河堤，施放霍乱病菌，继之是瘟疫蔓延的情况下，日军还是在冀南驻防了大批兵力，修建大量碉堡、炮楼。冀南抗日根据地象“钉子”一样，把日军牢牢地钉在冀南，抽不出兵力到其它战区。

发动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增强了抗日信心，坚持了冀南抗日阵地。冀南抗日根据地基本形成以后，仍然面临着更加艰难和残酷的斗争。日军一方面加紧将其主要兵力逐步调回华北，向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疯狂进攻；一方面对国民党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加紧诱使国民党投降。1938年12月，国民党亲日派头子汪精卫等公然叛国投敌；蒋介石集团准备对日妥协。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活动在冀南的国民党顽固派鹿钟麟、石友三等在冀南大搞反共磨擦，使冀南根据地发生严重危机。在此情况下，坚持冀南抗战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和军事意义，全国人民的抗日信心也会有较大的提升。为此，根据冀南的斗争形势，深入研究制定了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方针和策略，确定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各级抗日政权及群众抗日救亡组织，发展壮大抗日武装力量，积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发挥“人山”作用，相机打击和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从而使冀南在前门拒虎、后门拒狼的恶劣局面中，得以站稳脚根，处于主动地位，有效地粉碎了敌人的多次大规模“扫荡”，挫败了顽固派的反共气焰和罪恶阴谋，巩固了冀南抗日阵地。1941年至1943年，是冀南人民抗战史上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百团大战以后，日军开始把华北作为“彻底治安肃正”的重点。冀南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敌后重要抗日堡垒之一。日本侵略者为摧毁这块根据地，从1941年起，在军事上加紧了对冀南的进攻，连续推行所谓的“治安强化运动”，向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大量构筑碉堡据点，修公路挖封锁沟，企图通过对根据地的分割、封锁，不断进行“蚕食”；在政治上极力强化伪军伪组织，实行保甲制度，清查户口，颁发“良民证”，破坏共产党领导的基层抗日政权；在经济上进行严密封锁，疯狂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妄图从根本上毁灭冀南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条件。就在冀南形势日趋恶化的时候，历史上罕见的自然灾害又接踵而来，连续两年干旱无雨，大地龟裂，颗粒无收，加上瘟疫流行和日伪军大肆掠夺，冀南抗日根据地逐渐进入了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面对天灾敌祸，冀南通过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精兵简政，整党整风和减租减息，依靠“人山”，坚持斗争，粉碎了无数次 “扫荡”，战胜了百年不遇的大灾荒，坚持和巩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增强了中国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信心。

发动群众，建立“人山”，开展游击战争，积蓄了抗日力量，赢得了抗日战争胜利。冀南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不同于土地革命时期山区、半山区的苏区斗争。我军之所以能在广阔的冀南平原上立足生根，发展壮大，与“人山”的掩护和支持是分不开的。最早是一二九师从教导团抽调30余名营连干部，组成挺进支队，开赴冀南，与地方党组织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一起，不久由几百人发展到几千人。随后一二九师东进抗日纵队、宋任穷率领骑兵团和一个支队，七六九团、六八九团和曾国华支队（五支队）先后进入冀南。我军从东纵到冀南后，争取和改造各种游杂武装近万人，由5个连发展到3个团、8个支队和1个独立团近2万人。1942年，是冀南根据地最为艰难的一年。冀南部队战斗减员6000余人，牺牲旅级干部6人、伤7人，牺牲团级干部3人、伤10人。地方游击队损失更为严重。第二分区游击队2000余人，只剩下200余人；第一分区游击队千余人，也仅剩下200余人。冀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一二九师有关“精兵简政”的指示，为了克服困难，减轻人民负担，坚持长期抗战，先后经过六次精简整编，减少4070人。随着斗争形势的发展，1945年8月，冀南指挥部发出“关于全区武装建设的指示”，要求冀南各部队充实、健全基干兵团，组织新的兵团，全区共计成立了19个团。经过长达八年的抗日战争，尽管冀南人民遭受到敌人疯狂的摧残，加之连年的特大灾荒，致使劳动力大为减少。但是，具有革命传统的冀南人民踊跃参军、参战，奔赴前线。一些地区的民兵、自卫队整班、整排甚至整连的集体参军。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冀南地区的青壮年参军参政者共有18万人之多，为全民族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五、人山思想的重要意义

冀南人山思想，证明了抗日游击战争不仅适合于山地，也适合于平原，这个意义十分重大。为抗战初期完整的游击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有力依据，也为全国进行平原游击战争提供了理论根据

冀南人山思想，证明一切为了人民，切实解决民生问题，夯实群众基础，是冀南抗日根据地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生存的根本。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集中兵力对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企图困死抗日军民，冀南军民在危难中闯出了一条加快根据地经济发展的道路。

冀南人山思想，坚持人民战争的群众路线，建立了独一无二的“人山思想”理论，确保了冀南根据地良好的群众基础。冀南广大军民用血汗凝结的一座“人山”，充分显示了人民的伟大力量，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冀南人山思想，充分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正确；证明了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创造的“人山思想”对今天乃至今后做好各项工作都有很大的指导作用。

（作者为中共邢台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张祥雯，原创作品，转载请注明出处。）

编辑：刘鑫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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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审：赵  伟